由早期将确定性作为交易普遍观念的罗马法，将严格形式主义作为所有权移转 的基本准则，合意与物权变动形式兼具才能保证交易安全，体现为两种主要形态，即要式买卖与拟诉弃权，这两种交易形态均存在严格的形式主义要求，要式买卖是 最原始的“以手取之” 的所有权获得方式，所有权获得在此更多是强权取得，权利即实力，以手触碰即取得所有权的对象有不动产和动产；拟诉弃权又指模拟在诉讼中取得所有权的方式。通过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保障相关的安全。但是，在使用这  两种方法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

在法官对相关的标的物进行宣判时，可以通过对受  让人的保护，从而承认相关的所有权，以致发展至优士丁尼法只保存了让渡的方式，起先让渡必须同时符合两个要素：一是心素，即双方对物权移转的合意，二是体素，使让渡区分单纯合意。而后逐渐不局限于现实交付，在优士丁尼法中，可以 更好地体现让渡"体素"的标准。同时，在这一法律中，相关的标准不断降低，从而导致了长手让渡、短手让渡等方式的出现。

然而，在日耳曼法中却对相关的交付理  论进行了一定的规定。在日耳曼法认为，相关的法律都是对事实的展现，法律并不 是抽象的。同时，从日耳曼法中可以了解到，相关的法律与基本的概念没有差别，动产的所有人就是它的占有人。在进行动产交易时，可以通过变动所有权的方式， 进行交付。在交付的过程中，应该对标的物的占有权进行支配。

跟随罗马法的德国，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先出现了占有指示，是指直接占有人按照原间接占有人 的指示将对其占有转让给第三人，在直接占有人按照指示为第三人占有时，占有就 转移给了第三人。在占有指示情形下，受让人要和占有媒介关系人构建出一个新的 关系，从而完成间接占有，因此占有人是否主动配合按照指示进行是十分重要的。 在所有权变更过程中，转移占有必须通过占有人的协助才可以完成，因此其物权转 移的便捷性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若直接占有人没有依照转让人的指令，不同意和 受让人之间构建新的占有关系，转让过程就无法完成。另外，若是占有人依旧沉默，就会丧失相应的抗辩权，从而损害直接占有人权益。《德国民法典》草案当中为此采取折衷措施，即推定直接占有人同意，但直接占有人对指令的执行依旧拥有 推定的权力，也就是说转让行为还是摆脱不了直接占有人的限制，缺陷仍未得到真 的解决。在这个层面考虑，所有权移转存在很大的缺陷。若是占有人不同意和受让人构建出一个新的占有媒介关系时，后者就要让直接占有人把财产返还给原间接占有人，之后再把其移交给受让人，流程变得更为复杂，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加。

而随后指示交付的出现解决了以上难题，首先，指示交付系指原间接占有人先基于租赁、保管等合同关系与直接占有人有了占有媒介关系，属债权法上的效果， 随后与受让人发生动产物权转移的效果，属物权法上的效果。受让人有权对直接占 有人请求物的返还，而直接占有人无权拒绝，自然无占有指示中受直接占有人限制的忧虑。当然根据情形不同直接占有人会有一定的抗辩权，这样就无需考虑直接占有人的沉默和对物权转移的不依指示进行，因为直接占有人不具有此权利。原间接占有人与受让人的交易不会因直接占有人而落空，交易的顺利完成得以保障，交易中的风险隐患也会随之消除，更重要的是受让人在此三人关系中处于后来者，指示交付可以给予受让人充分保护，指示交付因自身公示效果的薄弱已对受让人的权利 造成不利影响，物权法应着重于保护受让人也是所有权人的利益。在案例中的经典情形为：甲将相机出租给丙，租期半年。租赁期间，乙提出购买甲的这部相机，甲同意，甲、乙约定：“自该日起乙取得相机的所有权。”甲、乙还约定：“甲将对丙基于租赁合同享有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乙以代现实交付。”“相机仍然在丙的手中，但乙的实际交付已经完成。按交货约定，因为“指示交付是两个协议”，当甲和乙完成两个协议时，即一个完成甲到乙的交付是间接转移到乙的手中，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实际上的交付但是本质仍然相同，原因是指示交付是观念交付，也是交付的一种。换一个角度看，甲、乙第二个约定的内容，是甲将其对相机的间接占 有移转给乙，之所以说指示交付也是“观念交付”，是说，虽然无事实上的交付， 但为了交易的简便，假设已经在观念上完成了一系列交付（丙将相机暂时返还给甲，甲基于买卖合同交付给乙，乙又基于租赁合同交付给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