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绍】

　　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免费咨询：010-61057018）案情梳理：2012年9月，李某经营的鱼池养殖场在承包的坑场清挖鱼池时发现部分高岭土。遂向当地县地矿局(以下简称地矿局)提出采矿申请。同月当地县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土地局)在申请书上签发“同意清挖池土”，加盖公章，地矿局也签发了同意办理采矿手续的意见。但在2012年12月，土地局在未立案情况下，对鱼池养殖场挖池取土的行为调查取证，组织现场勘验，制作询问笔录，并当场向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李某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土地违法行为，听候处理。此时李某并未停止清挖鱼池取土的行为。2013年3月，土地局再次向养殖场发出《通知书》，然李某以已经过批准为由继续挖池取土。同年9月，土地局和地矿局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两家的行政管理职权由更名后的县国土资源局行使。县国土资源局要求李某停工，并围攻挖地现场。李某被迫停止了清挖鱼池，但投入施工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且鱼苗几乎全部死亡，还包括土地承包租赁费等，将近损失四十万人民币。李某无奈遂将县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

【裁判结果】

　　2012年，土地局和地矿局签发批准其清挖池土。之后，原告雇请人员准备挖池取土，土地局却两次发出《通知书》，责令其停止土地违法行为，听候处理。然而，土地局至今未对清挖池土行为作出任何处理，致其无法经营，造成养殖场鱼苗损失、土地承包款等经济损失计453560元。为此，原告李某请求判令确认被告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原土地局两次对原告发出《通知书》，要求原告停止实施土地违法行为，后为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搞好农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精神，对原告仍在挖池取土的行为未作进一步的处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自接到两份《通知书》后并未停止挖池取土的违法行为，而是将新、旧鱼池挖成连片鱼池整体使用。原告要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且到目前为止，尚未举证证实自己享有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为此，县国土资源局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执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原土地局在未立案查证属实情况下，先后两次向原告发出《通知书》，责令原告停止在其耕作田地上挖池取土的违法行为，听候处理，违反法定程序，该行为是违法的。后又未在法定期限内对案件作出处理也是违法的。鉴于原告挖池取土行为事先得到土地局批准，且两份《通知书》发出后，原告并未停止挖池取土，没有影响原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对本案再作出处理已无实际意义。原土地局已被依法撤销，其行政职权由被告行使，被告应对土地局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行为违法，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专业评析】

　　一、原告清挖池土的行为是否获得了批准

　　本案中，原告在清挖鱼池时发现高岭土，遂书面提出采矿申请。土地局在申请书中签写“同意清挖池土”并盖有单位的公章，这能否视为批准了原告清挖池土?土地局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作出，且应当以正规的格式出现，显然土地局的行为不具备这一要件，其行为是无效的，也就是原告申请清挖池土并未获得批准。

　　二、土地局未对相对人挖池取土的行为作出进一步处理是否违法

　　具体行政行为一旦发生效力，即应交付执行。除非出现法定事由可以阻却执行：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二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即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国家机关作出撤销决定，使之失去法律效力;三是具体行政行为被废止;四是具体行政行为被中止，即法定机关根据一定的法定条件，决定暂时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

　　结合本案，土地局发出《通知书》，责令相对人停止挖池取土行为，听候处理，该行政行为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已产生实际影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经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出现上述四种情况，则该具体行政行为将相应的或被宣布无效，或被撤销，或被废止，或被中止。此时，行政机关均应以适当的形式告知相对人，从而阻止《通知书》的内容执行。本案土地局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处理或告知相对人，而是置之不理，显然是错误的，其抗辩称是为了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如果该理由成立，则土地局仍应以适当的形式，将《通知书》已经失效的情况告知相对人;更何况被告抗辩的理由根本不能成为土地局不作为的理由，不足以阻却《通知书》的内容发生效力，不足以使《通知书》失去法律效力，因此，土地局的不作为明显是违法的，抗辩的理由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建议广大养殖企业主厘清法律关系，行使法律权利，同时要灵活运用法律。在我国大量种植、养殖企业，都会存在类似本案中与政府相关具体行政行为相冲突的事情发生，对于利益被损害的养殖户、企业主，应当相信法律，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积极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