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法条的适用，大部分发生在涉及房产查封的执行异议、复议、执行异议之诉当中，当事人作为申请人引用此种条款来排除执行，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但由于28、29条存在部分竞合关系，在实践操作中，最高人民法院给予了相应的区分和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着重强调了两条规定的主体不同，第28条的主体为“被执行人”，第29条的主体为“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若进行仔细区分，28条规定的主体范围是大于29条规定的主体范围的。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设定，是由于在立法之初，为了突出保障消费者（业主）的权益，特别是消费者的生存权，为此，专门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了特别的规定（也就是第29条），此种保护是一种倾斜保护，也是消费者可以排除执行、优先保护的法理来源。若消费者购房情形同时满足第28条、29条的规定，理论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对自己更加有利的一款规定来排除执行。

从司法实践而言，对于上述两法条中约定的构成要件，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均做了更为细化的标准：

我们不难看出28条和29条均要求购房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签订书面合同，但若购房人和被执行人之间仅是口头约定，是否满足该条款的要求？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一：从（2017）最高法民再194号案的裁判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的观点更加倾向于“书面合同”的规定是为了审查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合同关系，如果双方已经通过各自的行为成立了事实合同，也满足“书面合同”的要求。但地方法院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形式审查，因此，这里律师提示大家，购买房屋时，尽量签署正规的书面合同。

另外第28条规定的“占有”，事实上是对于不动产“登记”的补充要件，我们都知道，不动产以“登记”为要件，动产以“占有”为要件，但这里对于不动产却采用了“占有”的标准，除了客观上房屋无法进行登记以外，其中包含的法理更是因为，购房人支付购房款后，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该种请求权是一般债权，不具有优先保护的权力基础，而当购房人“占有”房屋后，一般债权转化为物权期待权，按照社会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购房人合理预期通过办理不动产登记将物权期待权进一步转化为物权，基于物权期待权，也基于占有制度的保护，最终得到了优先保护。各地法院对“占有”的审查要点在于实际进行控制和管理，相关的证据包括不限于实际居住、取得钥匙、对外出租或者委托第三人管理等。

而第29条所称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由于该条款保护的是消费者的生存权益，理论上生存权益是一种优先于物权、债权的权益，因此，实践中各法院的审查也采用“从严”的态度，“买受人”也做了扩大解释，包括买受人自身，配偶（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及未成年子女，需要三方名下均无房屋，才能满足这一构成要件。